三星、东芝相继撤离，把生产线搬去了越南。阿迪、耐克也纷纷外迁，将工厂搬到了越南，现在就连佳能也关闭了中国工厂，把产能转移到了越南、泰国。
早在 2009 年，耐克便率先关闭了位于江苏太仓的鞋服自有工厂，将核心产能向越南转移；2012 年，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中国大陆唯一的直属苏州工厂，彻底完成了鞋服代工环节的外迁。
电子产业的产能转移紧随其后。2019 年 10 月，三星正式关闭了位于广东惠州的最后一家在华手机制造工厂，结束了其在中国长达 27 年的手机生产历史，将手机核心产能全面转移至越南。
如今的越南，已经成为三星在海外最大的产能承接地，承担了三星超 50% 的手机出口以及 1/3 的电子产品出货量，巅峰时期三星越南公司的营收，一度相当于越南全年 GDP 的 20% 左右。
2025 年 11 月。运营了 24 年、巅峰时期员工规模超万人的佳能中山激光打印机工厂正式宣布停产，这家曾累计生产 1.1 亿台激光打印机、年工业总产值近 32 亿元的核心生产基地，最终将剩余产能全部分流到了越南、泰国的东南亚工厂。
而在此之前的 2022 年，佳能已经关闭了经营 32 年的珠海相机工厂，终止了在中国大陆的相机生产业务，相关产能同样向东南亚转移。
很多人将这场外迁简单归因于 “中国成本上涨”，这确实是跨国企业做出布局调整的核心因素之一。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而越南拥有近亿人口，73% 的人口在 35 岁以下，一线工人的月薪资水平长期仅为中国沿海地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对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产业有着天然的成本吸引力。
除此之外，关税红利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推手。越南与欧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签署了多项自由贸易协定，《欧盟 - 越南自贸协定》在十年内削减了 99% 的双边关税，RCEP 框架下越南出口欧美市场也拥有显著的关税优势。
这对于产品主要面向全球市场的耐克、阿迪、三星等企业来说，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成本节约，也是其将产能向东南亚倾斜的关键考量。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企业撤离背后，难以回避的市场竞争压力。三星关闭在华手机工厂，官方给出的核心原因之一，便是中国国内手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其在华市场份额持续被本土品牌挤压。
佳能关停中山打印机工厂，同样是因为中国本土打印品牌的强势突围，数据显示，佳能在华激光打印机市占率从 2018 年的 7.7% 跌至 2025 年前三季度的 3.9%，而国产品牌的市占率已经攀升至 41.5%。换句话说，这些企业撤离的，是他们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中低端代工市场。
很多人担忧，这些巨头的集体撤离，会让越南制造全面取代中国制造，但现实情况远没有想象中简单。越南制造业看似发展迅猛，却始终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先天瓶颈。
现代制造业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并非单靠组装工厂就能运转，而越南至今没有完善的重化工业体系，绝大多数原材料、核心零部件都需要从中国进口，即便是三星在越南布局完整的手机工厂，其超过 70% 的零部件供应依然依赖中国供应链。
其次是生产效率与基础设施的短板。有出海企业测算，即便越南工人的基础薪资更低，但整体生产效率仅能达到中国工人的三分之二。
加上越南物流体系不完善、运输效率偏低，工业区厂房租金更是连年上涨，目前越南北方核心工业区的厂房租金已经涨到每平方米 5 至 6 美元，超过了广东东莞的同期水平，综合算下来，越南的制造业综合成本，并不比中国沿海地区有绝对优势。
更重要的是，这些外资企业的撤离，从来都不是中国制造业的 “败退”，而是一场主动的转型升级。三星虽然关闭了在华手机工厂，但近 6 年在中国高端产业的持续投资金额超 200 亿美元，远超过产业调整的金额，投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高技术领域。
佳能关停了低端的相机、打印机工厂，却在持续加大苏州、大连工厂的投入，将中国市场的战略重心转向医疗影像、半导体设备等高利润、高技术壁垒的赛道，从未真正放弃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对外资的整体吸引力从未减弱。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跨国转移，从来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最初的欧美到日本、韩国，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如今向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这背后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从来不是某一个市场的衰落。
这场看似 “撤离” 的产业调整，本质上是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角色升级的必经之路，而不是属于中国制造业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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